国际贸易部新闻中心
发布时间：2015-09-25
国际贸易部新闻中心
1.国际金融协会数据：资金开始回流部分新兴市场
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美联储未在今年9月启动加息，此前一些回流美元资产的资本开始重返新兴市场。但多数机构认为，这可能仅仅是暂时现象，随着美联储在今后几个月内重启加息，新兴市场还面临相当的挑战。
资金回流新兴市场
国际金融协会监控数据显示，上周五当天约4亿美元资金流入7个新兴市场，即印尼、印度、韩国、泰国、南非、巴西和匈牙利。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天跨境资本向新兴市场涌入。该机构监测数据还显示，新兴市场股市和债市的资金流向自8月12日到9月15日，长达35天为负，而在本周美联储加息前开始转正。这也说明投资者准确预计了美联储9月不加息的决定。
但国际金融协会经济学家Robin Koepke表示：“我们目前看到资本向新兴市场流入，但并不是所有国家，而且也没有预计中那么强劲。”
巴西财政部前特别顾问路易斯·保利诺指出，美联储维持现有利率不变对刚刚有所复苏的欧洲经济和包括巴西在内的众多面临下行压力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个利好，不仅有利于这些经济体控制通胀、减轻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和稳定。
机构继续看淡新兴市场
尽管出现了这种暂时现象，但许多机构仍然看空新兴市场，例如摩根大通、瑞银等都维持对发达经济体股市的超配评级，并削减新兴市场股票持仓。
花旗银行新兴市场策略师Luis Costa表示，投资者可能高估了美联储不加息对新兴市场的有利影响。今年以来，新兴市场出口量价齐跌，这可能意味着市场环境仍然严峻。
美银美林最新公布的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显示，由于对新兴市场的担忧，投资者的风险资产偏好在9月份急剧恶化，基金经理们对全球股票资产的配置降至三年最低水平，并创下四年来最大降幅;对新兴市场股票资产的配置仍处在创纪录低位;对大宗商品持仓也降至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与此同时，基金经理对现金配置比例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水平;对债券的配置也因避险情绪的上升而受益。高达75%的基金经理将新兴市场衰退和违约视作最大的尾部风险。
瑞银财富管理超高净值首席投资官Simon Smiles指出，欧美日经济增长形势好转，并且可能持续，这将支持它们各自的股市。但从长期来看，美联储加息仍为大概率事件，具体只是时间的早晚。强势美元对新兴市场和大宗商品不利，这就是看空后两者的部分原因。该机构加仓欧元区和日本股票、欧元区和美国高收益债券;减仓新兴市场股票和英国股票以及高评级债券。
2. 世界经济与政治正陷入“危机常态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被普遍视作自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之后，世界经历的最严重经济危机。与上个世纪的那场大危机或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相比，这次危机虽然已经延续了7年时间，而且当前诸多迹象表明，它不仅远未结束，还将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新常态”，并面临再度恶化的风险。这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或许永远只能用其开始的时间来命名。
经济危机阵痛持续
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召开峰会商讨危机应对措施，并自此形成了年度峰会机制。7年来，对于被视作“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的G20而言，世界各地的经济危机堪称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在此次大危机的发源地美国，金融海啸早期的次债危机虽然在2010年后趋于平稳，但美债危机却随后发生，而最近两年，“财政悬崖”等问题又让美国经济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希腊债务危机在2015年的再度激化，是欧债危机仍在延续的一个缩影;曾率先实现复苏的“金砖五国”，却在金融危机发生5年后再度出现了经济增速集体放缓的态势。其中，在西方制裁、卢布贬值、能源价格下降打击下的俄罗斯经济陷于停滞，巴西则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可能在2015年迎来25年来经济最糟糕的年份。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持续下滑。由于消费疲软，世界各国将劳动力和资本资源转化为货物和服务的能力普遍下降。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正在遭遇“生产力危机”，并可能导致市场疲软、创新停滞等一系列长期恶果。
危机发生7年来，虽有一些国家曾实现经济复苏，在其中一些年份甚至连续几年均保持了不错的发展态势，但这些国家同样承受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不得不依靠扩大国内投资等“强心针”来维持经济增长。不仅传统的发达国家遭遇了严重困境，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之下，落后国家也不得不为此埋单，由此导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减，反而继续增大。
如果说“病来如山倒”是2008年金融危机最初两年中世界经济的写照，那么随后迄今大约5年的时间是“病去如抽丝”的过程，让众多国家仍然不断承受着一波波剧烈的阵痛。总体来看，低迷的经济增速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共同钩织的“危机常态化”图景，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面貌。
艰难转型中的世界秩序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之所以旷日持久，源自于它并不是一场单纯的金融或经济危机，三种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转型同时发生。
一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在金融危机发生前，自由市场和西方自由民主原则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这种发展模式曾被众多国家奉若圭臬，但在金融危机中却暴露出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其中的“福利国家”模式，更是陷入了难以为继却又无法实现政策逆转的困境。欧美的债务危机共同表明，“华盛顿共识”中的两根支柱存在固有的内在矛盾：在自由民主理念促生的选举政治中，为了讨好选民，福利只能增加难以缩减，而这种结果可能损害自由市场原则;此外，选举政治与自由市场的结合，也往往使政府在危机应对中因多方掣肘陷入行动困境。在“华盛顿共识”吸引力下降之际，以中国发展模式为蓝本的“北京共识”一度受到国际社会热捧，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使其很难为多数国家效仿。在旧的发展模式遭遇严重问题之际，众多国家不得不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中经受转型的痛苦。
二是新旧版本全球化的转型。迄今为止的“旧版本的全球化”可以概括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霸权式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大国居于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金字塔的顶端，本质则是 “西方化”或“美国化”。在这种不均衡、不平等的全球化中，少数国家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宰者和国际制度红利的享有者，但居于体系底层的国家，则因为被日益边缘化而更为贫穷，甚至沦为“失败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凸显了旧版本全球化的弊病，并使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阶段性的回潮。目前，推动建立“新版本的全球化”或“反霸权式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化转型的目标和方向已经渐趋明确，但这种历史性的大转型在短时间内仍然难以完成。
上述两种历史性转型所要解决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以往发生的经济危机中也曾遇到，但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的主角全部是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相近的西方大国，因而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和条件。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于以往历次危机的关键背景在于，出现了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国内差异巨大、发展模式迥异、制度文化多样的新兴大国同时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多数国家甚至是首次在近代国际体系中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它们既通过自身经验提供了新的竞争性国家发展模式，也为全球化的历史性转型提供了动力。
可以说，在新兴大国的推动下，旧世界秩序的变革和新世界秩序的缔造已经持续推进，并成为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伴而生的第三种历史性转型。
在危机常态化背景下，旧秩序的领导者和新兴大国一方面需要“同舟共济”，通过加强合作管控世界事务，消解本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另一方面，又决不会因为共同的挑战放弃对世界权力的争取和本国利益的维护，欧美国内一再拒绝批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以及新兴大国在“金砖峰会”、“G20峰会”宣言中多次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即是其中的突出案例。
在新旧秩序的艰难转型中，“危机常态化”世界经济生态的形成加剧了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政治摩擦冲突，进一步放大了新兴大国成长之路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国际新环境下的中国责任
近代以来，当前的中国正在史无前例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由此也导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双向影响空前加强。正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开始，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中国责任论”变得空前高涨。
“中国责任论”的拥护者大致包括两类国家：一部分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现存国际秩序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希望中国主动肩负国际道义，推动建立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新世界秩序;另一部分则是以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他们也要求中国在危机中分担风险、履行“义务”，但目标在于配合其修复被危机打乱的西方世界秩序。
前一种“中国责任论”在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同时，主张赋予中国更大的国际权力，其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还是和中国站在一起的，共同向西方发达国家争取对全球事务的管控权;持后一种主张的传统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要求中国在艰难时世中单方面地履行义务，却不愿意赋予中国更大的国际治理权，甚至乐见中国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消耗力量，延缓自身崛起的步伐。例如，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向中国提出的“中美共治”(G2)主张，表面上抬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在当时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中国为金融危机的恶果埋单，担任世界经济政治中的“救火队长”，其背后逻辑则是“美欧请客，中国埋单”。
随着“中国责任论”的兴起，以“不当头”和“韬光养晦”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外交遭遇了空前挑战。尽管中国仍然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但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公认的“二号国家”。许多现象表明，中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正日益在积极进取(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当头”)和谨慎地扮演好“二号国家”角色(“韬光养晦”和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不当头”)两种具有内在矛盾的身份之间找到平衡。中国一方面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也在致力于追求与责任和能力相匹配的全球治理权。
3. 只有一个航班的国际机场 汉班托塔机场工程搁置
对话汉班托塔国际机场项目部副总经理杨海量、项目工程部副经理孙立党。
汉班托塔国际机场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座国际机场，仅次于位于首都科伦坡的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建设标准是最高等级的，能降落空客A380等大型客机。
在机场运行剪彩的时候，斯里兰卡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乘坐总统专机降落在这个机场，也成为机场接待的第一位乘客。此前，这里有14家航空公司的班机起降，但是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到访汉班托塔时，只剩迪拜-汉班托塔的一个航班，而这个航班很快也可能停运。
目前汉班托塔国际机场只是完成了一期工程，按照合同应该还有二期工程。但是由于斯里兰卡的政权更迭，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看到斯里兰卡前部长Mahinda Amaraweera对当地主流媒体《星期日导报》说：“这些项目和合同是两国共同签署的。不管上台的是谁，政府都应该信守承诺，继续开展发展项目。推翻前任政府签署的协议是不道德的。以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和斯里兰卡合作，我们也不能继续从其他国家获得援助了。归根结底，这些项目不是为了拉贾帕克萨(斯里兰卡前任总统)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针对项目遇到的波折，汉班托塔国际机场项目部副总经理杨海量、项目工程部副经理孙立党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只有一个航班的机场
《21世纪》：这么大的营地里为什么只有你们这几个人了?
孙立党：，除了留在这里的人负责维修外，其他人都调动到区域公司帮忙了。我们目前完成的只是汉班托塔国际机场的一期工程，按照合同应该还有二期工程。但是目前的情况你也知道，换了新的总统，一切都还是未知，但总得留一两个人在这里。过两天我也将去孟加拉。
《21世纪》：汉班托塔国际机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参观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什么这个机场只有一个航班?
杨海量：汉班托塔国际机场发展项目竣工之后，人们为了感谢和支持前任总统，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机场，改名叫马特拉-拉贾帕克萨国际机场((Mattala Rajapaksa International Airport)。这个机场在2009年11月17日开工，2012年启用。2010年机场还在建设时期就向公众开放，他们乘车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一睹斯里兰卡的现代化机场，并为斯里兰卡有这样的高水准的机场感到自豪。
孙立党：马特拉-拉贾帕克萨国际机场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座国际机场，仅次于位于首都科伦坡的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能降落最大飞机，比如空客A380，建设标准是最高等级的。原来这里有14家航空公司的班机起降，但是现在只剩一个航班了，是从迪拜飞到这里。我们听说这个航班很快也可能要停运了，也许会改线到科伦坡国际机场。
《21世纪》：这是什么原因?
杨海量：斯里兰卡换了新的总统，原来在机场大厅挂着前任总统的画像被摘掉了，作为政权更迭的一部分，斯里兰卡航空董事长、马特拉机场的主席都换了。新上任的民航局长对整个航线网络进行了重新审核，并指示斯里兰卡航空调整了这里的定期航班业务。
大选后首先是斯里兰卡航空(SriLankan Airlines)停飞从汉班托塔国际机场(Mahinda Rajapaksa International Airport，简称“MRIA”)出发的航班。新当选的斯里兰卡国家民航局长Faizer Mustapha还让当时飞往北京、上海、钦奈、吉达和马累的航班改道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所有这些安排导致了目前的状况。我们还听说有可能要暂停营运这个机场，因为这个机场曾是离任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总统的重点项目。
《21世纪》：毕竟这是国家的投资，从国家投资与收益的角度，常人难以理解这种做法。当初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第二座国际机场?
杨海量：就我们对这个机场项目的了解，实际上当时政府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首先是作为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的备用机场。2009年科伦坡机场的客流已经超过规划的每年600万人次，客流量已经达到700多万人次，现在可能更多一些。而在汉班托塔修建新的机场(一期)可以分流100万人次，以减缓科伦坡机场的拥挤。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没有这个机场之前，南太地区的飞机(国际航班)都要到印度中转加油，自汉班托塔国际机场建成后，在这个机场停靠加油可以节省很多燃油。
第三，斯里兰卡政府希望推动南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在斯里兰卡南部地区有很多国家公园，是重要的旅游地区，国际游客可以使用这个机场直接进入这一地区，与汉班托塔港一起实现空、海运货物转运服务。
机场二期工程搁置
《21世纪》：中国企业是在什么情况下参与到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
杨海量： 2009年斯里兰卡结束内战后，时任总统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提出了《马欣达愿景》，提出要把斯里兰卡建设成为亚洲知识、航空、投资、商业和能源中心;并且要在2020年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不到2000美元提升到7000美元，从而进入中上等收入组国家。
《马欣达愿景》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发展斯里兰卡的南部地区，包括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希望促进斯里兰卡旅游业的发展，目标是每年吸引250万观光者。目前已经修建了汉班托塔港口，高速公路已经开通到汉班托塔国际机场，还有工业园，这是一项发展南部地区的完整的规划。
这些基础设施项目都是斯里兰卡希望尽早完成国家建设，追求经济增长以及造福人民的行为，符合斯里兰卡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
《21世纪》：汉班托塔国际机场是政府框架项目吗?合同额是多少?
孙立党：这是政府框架项目，一期的合同额为2.1亿美元，因为航站楼面积从1万平方米增加到1.36万平方米，实际完成额为2.4亿美元。按照原来的计划，二期还要扩建，包括维修机库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升级，但是现在都搁置了。
《21世纪》：在采访斯里兰卡前任驻美国大使的时候，他引用了一组数字，说中国政府框架项目工程虚高报价，有的成本高出68%、126%，甚至还有成本高出545%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计算的，但是希望你能诚实地诉我，你们的这个项目的利润率是多少?
杨海量：这是中交第一次做机场项目总承包，机场航站楼以及所有的配套设施基本齐全，包括消防、供水、排风、供电以及导航等等，是一个完整机场的工作内容。
之前我们也做过机场项目的分包，比如修跑道等。尽管是第一次做总承包商，但是这个项目实际效益比较理想，具体是多少这是公司的商业秘密，但是肯定地说，也就是一般的承包工程的平均利润，怎么会有那样离谱的数字。
我们获得的是理应得到的辛苦钱，因为我们的优势主要在沥青混凝土和土石方领域，实际上利润都是来自这部分，而做航站楼我们比较陌生，但是这次也平衡了。我们不清楚斯里兰卡的专家们是如何算的账，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一直是精打细算，最后才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有像他们专家说的那样高的利润率，可能斯里兰卡的建筑市场早就挤破头了。
4. 原油专家：油价已迎来最后一跌 或反弹至65美元
国际原油价格仍未能彻底摆脱颓势，在此前意外大幅跳涨之后，油价在过去一周重入下行通道，跌幅达3%，相比一年前同期，油价仍录得了超过腰斩的跌势。不过，业内一位资深交易员却表示，原油多头投资者理应再坚持一下，因为油价很快就将正式触底了。
对冲基金RR Advisors的创始人雷蒙德(Robert Raymond)在五年前就精确地预测到了天然气价格大跌的状况，当时天然气价格还在每千立方英尺5美元以上，而今，其价格却也腰斩跌至3美
美元以下。而现在，这位交易专家正在对油价走势的下一步前景给出明确指引。他表示，当前的跌势已经是这波原油下跌浪潮中的最后一跌。
之前，以高盛为代表的多数业内分析机构都认为，油价价格的跌势还远未到终结的地步。高盛甚至认为，油价在此后可能会跌至20美元左右一桶。其他一些机构虽然没有那么激进，但也普遍认为油价会再度跌至40美元下方。
但雷蒙德却认为，一系列的证据显示油价已经接近触底。他解释称，原油需求水平目前仍然坚挺，与此同时，信贷供给趋紧的状况则将阻止原油产能进一步增加，这意味着此后油价会逐步反弹到65-75美元/桶的水平并最终持稳于该区间。
雷蒙德指出，此前导致油价下跌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原油产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猛增了500万桶，而同期需求量的增幅只有230万桶，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但现在，市场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此后，需求将会快速增加，并消化掉过剩的供给。
他同时指出，当前油价的表现和1996-98年那一波的大跌十分相似，而就在那次崩盘之后，油价即走上了持续走高的通道。因此，历史证据也在显示油价正接近触底。走势对比可见下图：
但之前，对油市前景悲观的高盛已经再度下跌了油价预期，预计2016年原油均价将于45美元/桶，而非此前预计的57美元。
5. 下一个加入货币大战的国家是？
油价大跌和人民币贬值已经让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暴跌，被迫让汇率自由浮动，接下来倒下的国家会是哪个?
彭博新闻社的以下三幅图表向我们展示了三个很可能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发现石油资源后，赤道几内亚一跃跻身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列，但这个国家将近90%的GDP和出口都依赖能源，油价大跌时异常危险。
赤道几内亚等中非六国共用的官方货币中非法郎与欧元挂钩，这本是为了避免本币贬值，同时抵消油加下跌的负面影响。但现在的危险时，这个货币联盟可能有成员国为了进一步调整对欧元的汇率选择脱离联盟，或者六国一致决定与欧元脱钩。
除了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也是上述中非金融联盟的成员，这个国家同样严重依赖石油收入。2013年末，刚果的石油收入占全国GDP的56.8%。得益于石油收入，刚果的国际储备与外债之比是非洲国家中最高的。但去年国际油加跌近50%，今年以来又跌去13.5%，可以想见，失去重要收入源的刚果形势有多严峻。
上月华尔街见闻文章提到，随着油价跌至6年低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政治动荡风险在上升，西方机构将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称为OPEC的“脆弱五国”。
彭博报道指出，仅在去年，油价暴跌就导致脆弱五国之一的利比亚为维持国家运转消耗了四分之一的外储。利比亚2002年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让本币第纳尔贬值，此后将第纳尔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挂钩，以求稳定汇率。但在外储大缩水的环境下，很难说仅仅挂钩SDR就足够保证稳定。
另外，彭博报道提到阿曼。它是海湾地区倒数第二小的经济体，却是中东地区最大的非OPEC产油国。阿曼的货币里亚尔与美元挂钩。经济体量小，收入又严重依赖石油，油价下跌时里亚尔汇率自然会跳水。
去年阿曼政府的财政赤字为6亿里亚尔(15.6亿美元)，该国政府预计，如果油价均价在每桶75美元，赤字与GDP之比会扩大到8%，而彭博调查分析师预测显示，阿曼的赤字比会扩大到13%。
1.国际金融协会数据：资金开始回流部分新兴市场
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美联储未在今年9月启动加息，此前一些回流美元资产的资本开始重返新兴市场。但多数机构认为，这可能仅仅是暂时现象，随着美联储在今后几个月内重启加息，新兴市场还面临相当的挑战。
资金回流新兴市场
国际金融协会监控数据显示，上周五当天约4亿美元资金流入7个新兴市场，即印尼、印度、韩国、泰国、南非、巴西和匈牙利。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天跨境资本向新兴市场涌入。该机构监测数据还显示，新兴市场股市和债市的资金流向自8月12日到9月15日，长达35天为负，而在本周美联储加息前开始转正。这也说明投资者准确预计了美联储9月不加息的决定。
但国际金融协会经济学家Robin Koepke表示：“我们目前看到资本向新兴市场流入，但并不是所有国家，而且也没有预计中那么强劲。”
巴西财政部前特别顾问路易斯·保利诺指出，美联储维持现有利率不变对刚刚有所复苏的欧洲经济和包括巴西在内的众多面临下行压力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个利好，不仅有利于这些经济体控制通胀、减轻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和稳定。
机构继续看淡新兴市场
尽管出现了这种暂时现象，但许多机构仍然看空新兴市场，例如摩根大通、瑞银等都维持对发达经济体股市的超配评级，并削减新兴市场股票持仓。
花旗银行新兴市场策略师Luis Costa表示，投资者可能高估了美联储不加息对新兴市场的有利影响。今年以来，新兴市场出口量价齐跌，这可能意味着市场环境仍然严峻。
美银美林最新公布的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显示，由于对新兴市场的担忧，投资者的风险资产偏好在9月份急剧恶化，基金经理们对全球股票资产的配置降至三年最低水平，并创下四年来最大降幅;对新兴市场股票资产的配置仍处在创纪录低位;对大宗商品持仓也降至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与此同时，基金经理对现金配置比例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水平;对债券的配置也因避险情绪的上升而受益。高达75%的基金经理将新兴市场衰退和违约视作最大的尾部风险。
瑞银财富管理超高净值首席投资官Simon Smiles指出，欧美日经济增长形势好转，并且可能持续，这将支持它们各自的股市。但从长期来看，美联储加息仍为大概率事件，具体只是时间的早晚。强势美元对新兴市场和大宗商品不利，这就是看空后两者的部分原因。该机构加仓欧元区和日本股票、欧元区和美国高收益债券;减仓新兴市场股票和英国股票以及高评级债券。
2. 世界经济与政治正陷入“危机常态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被普遍视作自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之后，世界经历的最严重经济危机。与上个世纪的那场大危机或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相比，这次危机虽然已经延续了7年时间，而且当前诸多迹象表明，它不仅远未结束，还将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新常态”，并面临再度恶化的风险。这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或许永远只能用其开始的时间来命名。
经济危机阵痛持续
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召开峰会商讨危机应对措施，并自此形成了年度峰会机制。7年来，对于被视作“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的G20而言，世界各地的经济危机堪称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在此次大危机的发源地美国，金融海啸早期的次债危机虽然在2010年后趋于平稳，但美债危机却随后发生，而最近两年，“财政悬崖”等问题又让美国经济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希腊债务危机在2015年的再度激化，是欧债危机仍在延续的一个缩影;曾率先实现复苏的“金砖五国”，却在金融危机发生5年后再度出现了经济增速集体放缓的态势。其中，在西方制裁、卢布贬值、能源价格下降打击下的俄罗斯经济陷于停滞，巴西则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可能在2015年迎来25年来经济最糟糕的年份。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持续下滑。由于消费疲软，世界各国将劳动力和资本资源转化为货物和服务的能力普遍下降。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正在遭遇“生产力危机”，并可能导致市场疲软、创新停滞等一系列长期恶果。
危机发生7年来，虽有一些国家曾实现经济复苏，在其中一些年份甚至连续几年均保持了不错的发展态势，但这些国家同样承受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不得不依靠扩大国内投资等“强心针”来维持经济增长。不仅传统的发达国家遭遇了严重困境，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之下，落后国家也不得不为此埋单，由此导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减，反而继续增大。
如果说“病来如山倒”是2008年金融危机最初两年中世界经济的写照，那么随后迄今大约5年的时间是“病去如抽丝”的过程，让众多国家仍然不断承受着一波波剧烈的阵痛。总体来看，低迷的经济增速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共同钩织的“危机常态化”图景，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面貌。
艰难转型中的世界秩序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之所以旷日持久，源自于它并不是一场单纯的金融或经济危机，三种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转型同时发生。
一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在金融危机发生前，自由市场和西方自由民主原则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这种发展模式曾被众多国家奉若圭臬，但在金融危机中却暴露出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其中的“福利国家”模式，更是陷入了难以为继却又无法实现政策逆转的困境。欧美的债务危机共同表明，“华盛顿共识”中的两根支柱存在固有的内在矛盾：在自由民主理念促生的选举政治中，为了讨好选民，福利只能增加难以缩减，而这种结果可能损害自由市场原则;此外，选举政治与自由市场的结合，也往往使政府在危机应对中因多方掣肘陷入行动困境。在“华盛顿共识”吸引力下降之际，以中国发展模式为蓝本的“北京共识”一度受到国际社会热捧，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使其很难为多数国家效仿。在旧的发展模式遭遇严重问题之际，众多国家不得不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中经受转型的痛苦。
二是新旧版本全球化的转型。迄今为止的“旧版本的全球化”可以概括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霸权式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大国居于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金字塔的顶端，本质则是 “西方化”或“美国化”。在这种不均衡、不平等的全球化中，少数国家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宰者和国际制度红利的享有者，但居于体系底层的国家，则因为被日益边缘化而更为贫穷，甚至沦为“失败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凸显了旧版本全球化的弊病，并使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阶段性的回潮。目前，推动建立“新版本的全球化”或“反霸权式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化转型的目标和方向已经渐趋明确，但这种历史性的大转型在短时间内仍然难以完成。
上述两种历史性转型所要解决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以往发生的经济危机中也曾遇到，但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的主角全部是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相近的西方大国，因而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和条件。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于以往历次危机的关键背景在于，出现了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国内差异巨大、发展模式迥异、制度文化多样的新兴大国同时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多数国家甚至是首次在近代国际体系中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它们既通过自身经验提供了新的竞争性国家发展模式，也为全球化的历史性转型提供了动力。
可以说，在新兴大国的推动下，旧世界秩序的变革和新世界秩序的缔造已经持续推进，并成为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伴而生的第三种历史性转型。
在危机常态化背景下，旧秩序的领导者和新兴大国一方面需要“同舟共济”，通过加强合作管控世界事务，消解本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另一方面，又决不会因为共同的挑战放弃对世界权力的争取和本国利益的维护，欧美国内一再拒绝批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以及新兴大国在“金砖峰会”、“G20峰会”宣言中多次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即是其中的突出案例。
在新旧秩序的艰难转型中，“危机常态化”世界经济生态的形成加剧了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政治摩擦冲突，进一步放大了新兴大国成长之路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国际新环境下的中国责任
近代以来，当前的中国正在史无前例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由此也导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双向影响空前加强。正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开始，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中国责任论”变得空前高涨。
“中国责任论”的拥护者大致包括两类国家：一部分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现存国际秩序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希望中国主动肩负国际道义，推动建立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新世界秩序;另一部分则是以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他们也要求中国在危机中分担风险、履行“义务”，但目标在于配合其修复被危机打乱的西方世界秩序。
前一种“中国责任论”在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同时，主张赋予中国更大的国际权力，其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还是和中国站在一起的，共同向西方发达国家争取对全球事务的管控权;持后一种主张的传统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要求中国在艰难时世中单方面地履行义务，却不愿意赋予中国更大的国际治理权，甚至乐见中国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消耗力量，延缓自身崛起的步伐。例如，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向中国提出的“中美共治”(G2)主张，表面上抬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在当时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中国为金融危机的恶果埋单，担任世界经济政治中的“救火队长”，其背后逻辑则是“美欧请客，中国埋单”。
随着“中国责任论”的兴起，以“不当头”和“韬光养晦”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外交遭遇了空前挑战。尽管中国仍然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但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公认的“二号国家”。许多现象表明，中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正日益在积极进取(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当头”)和谨慎地扮演好“二号国家”角色(“韬光养晦”和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不当头”)两种具有内在矛盾的身份之间找到平衡。中国一方面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也在致力于追求与责任和能力相匹配的全球治理权。
3. 只有一个航班的国际机场 汉班托塔机场工程搁置
对话汉班托塔国际机场项目部副总经理杨海量、项目工程部副经理孙立党。
汉班托塔国际机场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座国际机场，仅次于位于首都科伦坡的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建设标准是最高等级的，能降落空客A380等大型客机。
在机场运行剪彩的时候，斯里兰卡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乘坐总统专机降落在这个机场，也成为机场接待的第一位乘客。此前，这里有14家航空公司的班机起降，但是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到访汉班托塔时，只剩迪拜-汉班托塔的一个航班，而这个航班很快也可能停运。
目前汉班托塔国际机场只是完成了一期工程，按照合同应该还有二期工程。但是由于斯里兰卡的政权更迭，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看到斯里兰卡前部长Mahinda Amaraweera对当地主流媒体《星期日导报》说：“这些项目和合同是两国共同签署的。不管上台的是谁，政府都应该信守承诺，继续开展发展项目。推翻前任政府签署的协议是不道德的。以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和斯里兰卡合作，我们也不能继续从其他国家获得援助了。归根结底，这些项目不是为了拉贾帕克萨(斯里兰卡前任总统)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针对项目遇到的波折，汉班托塔国际机场项目部副总经理杨海量、项目工程部副经理孙立党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只有一个航班的机场
《21世纪》：这么大的营地里为什么只有你们这几个人了?
孙立党：，除了留在这里的人负责维修外，其他人都调动到区域公司帮忙了。我们目前完成的只是汉班托塔国际机场的一期工程，按照合同应该还有二期工程。但是目前的情况你也知道，换了新的总统，一切都还是未知，但总得留一两个人在这里。过两天我也将去孟加拉。
《21世纪》：汉班托塔国际机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参观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什么这个机场只有一个航班?
杨海量：汉班托塔国际机场发展项目竣工之后，人们为了感谢和支持前任总统，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机场，改名叫马特拉-拉贾帕克萨国际机场((Mattala Rajapaksa International Airport)。这个机场在2009年11月17日开工，2012年启用。2010年机场还在建设时期就向公众开放，他们乘车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一睹斯里兰卡的现代化机场，并为斯里兰卡有这样的高水准的机场感到自豪。
孙立党：马特拉-拉贾帕克萨国际机场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座国际机场，仅次于位于首都科伦坡的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能降落最大飞机，比如空客A380，建设标准是最高等级的。原来这里有14家航空公司的班机起降，但是现在只剩一个航班了，是从迪拜飞到这里。我们听说这个航班很快也可能要停运了，也许会改线到科伦坡国际机场。
《21世纪》：这是什么原因?
杨海量：斯里兰卡换了新的总统，原来在机场大厅挂着前任总统的画像被摘掉了，作为政权更迭的一部分，斯里兰卡航空董事长、马特拉机场的主席都换了。新上任的民航局长对整个航线网络进行了重新审核，并指示斯里兰卡航空调整了这里的定期航班业务。
大选后首先是斯里兰卡航空(SriLankan Airlines)停飞从汉班托塔国际机场(Mahinda Rajapaksa International Airport，简称“MRIA”)出发的航班。新当选的斯里兰卡国家民航局长Faizer Mustapha还让当时飞往北京、上海、钦奈、吉达和马累的航班改道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所有这些安排导致了目前的状况。我们还听说有可能要暂停营运这个机场，因为这个机场曾是离任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总统的重点项目。
《21世纪》：毕竟这是国家的投资，从国家投资与收益的角度，常人难以理解这种做法。当初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第二座国际机场?
杨海量：就我们对这个机场项目的了解，实际上当时政府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首先是作为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的备用机场。2009年科伦坡机场的客流已经超过规划的每年600万人次，客流量已经达到700多万人次，现在可能更多一些。而在汉班托塔修建新的机场(一期)可以分流100万人次，以减缓科伦坡机场的拥挤。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没有这个机场之前，南太地区的飞机(国际航班)都要到印度中转加油，自汉班托塔国际机场建成后，在这个机场停靠加油可以节省很多燃油。
第三，斯里兰卡政府希望推动南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在斯里兰卡南部地区有很多国家公园，是重要的旅游地区，国际游客可以使用这个机场直接进入这一地区，与汉班托塔港一起实现空、海运货物转运服务。
机场二期工程搁置
《21世纪》：中国企业是在什么情况下参与到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
杨海量： 2009年斯里兰卡结束内战后，时任总统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提出了《马欣达愿景》，提出要把斯里兰卡建设成为亚洲知识、航空、投资、商业和能源中心;并且要在2020年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不到2000美元提升到7000美元，从而进入中上等收入组国家。
《马欣达愿景》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发展斯里兰卡的南部地区，包括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希望促进斯里兰卡旅游业的发展，目标是每年吸引250万观光者。目前已经修建了汉班托塔港口，高速公路已经开通到汉班托塔国际机场，还有工业园，这是一项发展南部地区的完整的规划。
这些基础设施项目都是斯里兰卡希望尽早完成国家建设，追求经济增长以及造福人民的行为，符合斯里兰卡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
《21世纪》：汉班托塔国际机场是政府框架项目吗?合同额是多少?
孙立党：这是政府框架项目，一期的合同额为2.1亿美元，因为航站楼面积从1万平方米增加到1.36万平方米，实际完成额为2.4亿美元。按照原来的计划，二期还要扩建，包括维修机库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升级，但是现在都搁置了。
《21世纪》：在采访斯里兰卡前任驻美国大使的时候，他引用了一组数字，说中国政府框架项目工程虚高报价，有的成本高出68%、126%，甚至还有成本高出545%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计算的，但是希望你能诚实地诉我，你们的这个项目的利润率是多少?
杨海量：这是中交第一次做机场项目总承包，机场航站楼以及所有的配套设施基本齐全，包括消防、供水、排风、供电以及导航等等，是一个完整机场的工作内容。
之前我们也做过机场项目的分包，比如修跑道等。尽管是第一次做总承包商，但是这个项目实际效益比较理想，具体是多少这是公司的商业秘密，但是肯定地说，也就是一般的承包工程的平均利润，怎么会有那样离谱的数字。
我们获得的是理应得到的辛苦钱，因为我们的优势主要在沥青混凝土和土石方领域，实际上利润都是来自这部分，而做航站楼我们比较陌生，但是这次也平衡了。我们不清楚斯里兰卡的专家们是如何算的账，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一直是精打细算，最后才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有像他们专家说的那样高的利润率，可能斯里兰卡的建筑市场早就挤破头了。
4. 原油专家：油价已迎来最后一跌 或反弹至65美元
国际原油价格仍未能彻底摆脱颓势，在此前意外大幅跳涨之后，油价在过去一周重入下行通道，跌幅达3%，相比一年前同期，油价仍录得了超过腰斩的跌势。不过，业内一位资深交易员却表示，原油多头投资者理应再坚持一下，因为油价很快就将正式触底了。
对冲基金RR Advisors的创始人雷蒙德(Robert Raymond)在五年前就精确地预测到了天然气价格大跌的状况，当时天然气价格还在每千立方英尺5美元以上，而今，其价格却也腰斩跌至3美
美元以下。而现在，这位交易专家正在对油价走势的下一步前景给出明确指引。他表示，当前的跌势已经是这波原油下跌浪潮中的最后一跌。
之前，以高盛为代表的多数业内分析机构都认为，油价价格的跌势还远未到终结的地步。高盛甚至认为，油价在此后可能会跌至20美元左右一桶。其他一些机构虽然没有那么激进，但也普遍认为油价会再度跌至40美元下方。
但雷蒙德却认为，一系列的证据显示油价已经接近触底。他解释称，原油需求水平目前仍然坚挺，与此同时，信贷供给趋紧的状况则将阻止原油产能进一步增加，这意味着此后油价会逐步反弹到65-75美元/桶的水平并最终持稳于该区间。
雷蒙德指出，此前导致油价下跌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原油产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猛增了500万桶，而同期需求量的增幅只有230万桶，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但现在，市场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此后，需求将会快速增加，并消化掉过剩的供给。
他同时指出，当前油价的表现和1996-98年那一波的大跌十分相似，而就在那次崩盘之后，油价即走上了持续走高的通道。因此，历史证据也在显示油价正接近触底。走势对比可见下图：
但之前，对油市前景悲观的高盛已经再度下跌了油价预期，预计2016年原油均价将于45美元/桶，而非此前预计的57美元。
5. 下一个加入货币大战的国家是？
油价大跌和人民币贬值已经让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暴跌，被迫让汇率自由浮动，接下来倒下的国家会是哪个?
彭博新闻社的以下三幅图表向我们展示了三个很可能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发现石油资源后，赤道几内亚一跃跻身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列，但这个国家将近90%的GDP和出口都依赖能源，油价大跌时异常危险。
赤道几内亚等中非六国共用的官方货币中非法郎与欧元挂钩，这本是为了避免本币贬值，同时抵消油加下跌的负面影响。但现在的危险时，这个货币联盟可能有成员国为了进一步调整对欧元的汇率选择脱离联盟，或者六国一致决定与欧元脱钩。
除了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也是上述中非金融联盟的成员，这个国家同样严重依赖石油收入。2013年末，刚果的石油收入占全国GDP的56.8%。得益于石油收入，刚果的国际储备与外债之比是非洲国家中最高的。但去年国际油加跌近50%，今年以来又跌去13.5%，可以想见，失去重要收入源的刚果形势有多严峻。
上月华尔街见闻文章提到，随着油价跌至6年低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政治动荡风险在上升，西方机构将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称为OPEC的“脆弱五国”。
彭博报道指出，仅在去年，油价暴跌就导致脆弱五国之一的利比亚为维持国家运转消耗了四分之一的外储。利比亚2002年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让本币第纳尔贬值，此后将第纳尔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挂钩，以求稳定汇率。但在外储大缩水的环境下，很难说仅仅挂钩SDR就足够保证稳定。
另外，彭博报道提到阿曼。它是海湾地区倒数第二小的经济体，却是中东地区最大的非OPEC产油国。阿曼的货币里亚尔与美元挂钩。经济体量小，收入又严重依赖石油，油价下跌时里亚尔汇率自然会跳水。
去年阿曼政府的财政赤字为6亿里亚尔(15.6亿美元)，该国政府预计，如果油价均价在每桶75美元，赤字与GDP之比会扩大到8%，而彭博调查分析师预测显示，阿曼的赤字比会扩大到13%。